章节字数：7909 更新时间：17-10-13 21:04
不久，起居郎邓洵武又给宋徽宗献上一幅《爱莫助之图》。这是一张图表，上面记载了自宋神宗以来新旧两党在朝廷的任职情况。图表共分七个类别，即宰相、执政、侍从、台谏、郎官、馆阁、学校等。分为左右两栏，左栏是新党人，右栏是旧党人。只见右栏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，而左栏名字则寥寥无几。
邓洵武的目的，是想以此提醒宋徽宗，几十年来，朝政大权一直被旧党所控制。要想继承父兄之志，完成未竟之变法大业，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党人才。在图表的左上角，有一个人的名子，被邓洵武用纸贴盖住了。
这张图表，是经过曾布之手呈给宋徽宗的。曾布对宋徽宗说：“盖住的这个人名，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，应该是蔡京”。
宋徽宗揭去纸贴一看，果然如此。
对于调蔡京回朝廷一事，宋徽宗征求曾布的看法。
曾布过去暗中排挤过蔡京，从内心讲，他当然不想让蔡京回朝廷。但他心里也清楚，蔡京调回朝廷已经势不可挡，所以只好表示支持。因为当时许多人看好蔡京的政治才干，认为蔡京出任宰相最适合。任何时候，舆论的力量都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。
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宫中道士徐知常关系很好，二人私下议论朝政时，范致虚就多次表示，蔡京是个能人，可以出任宰相，打开政治局面。那时，元符皇后即宋哲宗皇后刘氏，即宋徽宗的嫂子，身体有病，宋徽宗很敬重她，经常让道士徐知常入宫，给她用符水治病，据说效果很好。徐知常因此经常有机会面见宋徽宗，他就把范致虚的话传给了宋徽宗。
也有人说，范致虚与徐知常所作所为，是受蔡京和童贯所指使。但缺乏证据支持，很可能是意测。
蔡京不仅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，在皇宫内庭，他的口碑也很不错，“宫妾、宦官合词誉之。”
朝中与宫内，赞扬支持蔡京的声音越来越高，宋徽宗终于下决心起用蔡京。但不能让其立刻回京任职，需要过渡。
1101年12月，蔡京接到调令，离开杭州，担任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定州（今河北定州）。两个月后，蔡京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知北京大名府（今河北大名）。他还及未赴任，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，回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。
曾布派其儿子出城门十里路迎接，而韩忠彦则派其兄弟出城门二十里路远迎。
1102年（崇宁元年）五月，蔡京升任尚书右丞、尚书左丞，进入执政行列。半年之内，蔡京职务连续升迁，很是引人注目。犹如一颗明星突然升起于夜空，熠熠闪光。
不久，韩忠彦罢相，出知北京大名府。曾布也罢相，出知润州(今江苏镇江)。这年七月，蔡京升任通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，左相空缺。
在这场政治权力的角逐中，蔡京完全胜出。自尚书左丞，一跃为右相，这是破格提拔。蔡京短时间内的骤然升迁，引起朝廷内外震动。史书记载说，“中外大骇”。骇者，震惊之意也。
1102年（崇宁元年）七月的一天，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。宋徽宗说：
“昔日神宗创法立制，未尽施行，先帝继位，两遭帘帷变更，国是未定。朕欲继承父兄之志，可是历观在朝诸臣，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。今日朕拜卿为相，不知卿将如何作为？”
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，万分感激，他急忙顿首谢恩，说：“臣愿尽死！”
宋徽宗于是下诏书，在都省设置讲议司，选天下之英才，设官分职，参议其事，兴利除弊，并任命蔡京提举。
讲议司的设置，表明宋徽宗有继承父志变法改革的决心。同时，也给了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与舞台。
随后，蔡京大刀阔斧地推行各项改革，使北宋王朝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这一年，蔡京五十六岁，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。从1102年七月（崇宁元年）蔡京任相，到1120年六月（宣和二年）蔡京致仕，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时代。虽然这期间蔡京经历了几上几下，但朝廷基本上还是在实行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政策。这一时期，社会稳定，经济繁荣，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朝代最为辉煌的时期。
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，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。这是一个拥有几百名官员的庞大团队，在蔡京统一指挥下，高速运转起来。
简单来说，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：一是经济体制，即茶、盐、酒、货币等领域；二是教育体制，即学校、科举等；三是社会民生保障体制，即养老、医疗等。
蔡京踌躇满志，信心满怀，他对各项变法事业成竹在胸。但他也清醒地知道，变法面临的阻力很大，他要吸取当年王荆公变法的经验教训。他认为，要想变法成功，必须从政治入手，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。
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（1086----1094）。所谓元祐党，又称旧党，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。他们以司马光为首，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。与元祐党相对立的，是宋神宗元丰年间（1078---1085）支持变法的一派，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，也称新党。宋哲宗亲政后，用元丰党人章惇为宰相，全面恢复变法新政，严酷打击元祐党人，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等人皆属元祐党，皆遭流放。
宋徽宗继位之初，向太后垂帘听政，曾启用过元祐党人。1101年向太后去世，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，斗争很激烈，朝廷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严峻的现实政治问题。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，走中间道路，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。
1102年，宋徽宗将年号定为“崇宁”，意思是推崇熙宁。其释放出的政治信号，其实就是推崇变法改革。熙宁，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（1068---1077），这十年正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，所以也称熙宁变法。同时，熙宁这十年，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，宋神宗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里。
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，很明显，是在以此表明心志、表明立场，即决心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。
其实，曾布在担任右相期间，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旧党了。与曾布相比，蔡京对元祐党人和政治对手打击的力度更大，态度更坚决，手段更狠毒。他甚至连那些曾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也不放过，有十几人遭到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。扫除政敌，就是为顺利改革扫清道路。
从1102年（崇宁元年）夏天，到1104年（崇宁三年）夏天，蔡京组织专门班子，花了两年多时间，对元祐党人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，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人。
宋徽宗下达诏令：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，活着的，一律降职流放；死去的，一律削去官衔。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，不许参加科举。
在蔡京请求下，宋徽宗批准，将这三百零九名元佑党人的姓名御书刊石，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，播告天下，“永为万世臣子之戒”。碑上所列之人，“永不录用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元佑党人碑”。
蔡京还遵照宋徽宗旨意，手书元祐党人姓名，发至全国各州县，要求各地仿照京师，“立碑扬恶”。
蔡京对元祐党人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，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，但主要的本质的目的，还是为了变法改革，为了国家利益。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，也因此遭到很多骂名。
其实，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。他思路开阔，并且很有创新。在拜相之初，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。他们拿出朝廷开列的借条，说：“哲宗朝时，朝廷出兵攻打西夏，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，至今未还。”
蔡京如实向宋徽宗做了汇报。
宋徽宗感到很丢面子，但又面有难色，说：“辱国！且奈何？”
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说：“臣请尝之。”
随后，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，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，打包作价抵债。不出半年，欠款全部还清。
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，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，很快就见到了成效，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。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：“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，和足以广乐，富足以备礼。”
宋徽宗闻听大喜。
蔡京于是向宋徽宗提出了“丰亨豫大”的治国理念。丰，就是丰裕，治国首先要抓经济，要以经济丰裕为中心，让国家财政充盈，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。亨，就是亨通，就是要确保政令畅通，如此变法才能见到成效，这是政治基础。豫，就是安乐，就是要让百姓获得实惠，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，这是社会基础。大，就是弘大，就是要在对外活动中树立大国风范，体现大国气派大国风范，这是国家形象基础。蔡京的治国理念就是建立在“丰亨豫大”这四个基础之上，层次分明，思路清晰，内涵丰富。这套理念，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。
蔡京“丰亨豫大”的治国理念，不是其主观想象的产物，是源于他对《易经》丰富哲理的认知，也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。可是，这些治国理念，数百年来，却一再遭到误解和批判，被列为蔡京的罪状之一。
有人说，蔡京这是以此粉饰太平。有人说，他这是在“倡穷奢极侈之风”。甚至还有人说，他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，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。这些说法，仔细一想，让人感到既荒唐，又可笑。
蔡京的政治作风是雷厉风行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，这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。宋徽宗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。对蔡京的强势政治，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，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。
机会终于来了。1106年（崇宁五年）正月，西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，尾巴很长，横亘于天际，每当夜里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。宋徽宗有些惊慌不安。一些大臣借机上书，说朝廷政策有阙失。中书侍郎刘逵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，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，这样天象就会正常，人间就会太平。
宋徽宗采纳了刘逵的建议，一天半夜时分，派出一群宦官来到文德殿，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。
第二天早晨上朝时，蔡京发现石刻被毁，很震惊，遂厉声说道：“石可毁，名不可灭！”
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，让宋徽宗实在是无法容忍。这年二月，蔡京罢相，任中太乙宫使闲职，留居京城。
随后，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，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。他们二人紧密配合，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全部废止。朝廷内外，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。
不久，社会上广泛流传“三不可”之说，即“法度不可变，刘逵不可用，蔡京不可罢。”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，对罢免蔡京有些后悔。
宋徽宗的心事，被郑贵妃发现（即后来的郑皇后）。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。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。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，经常来郑绅家拜访。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，他随即进宫，对宋徽宗说：
“陛下建学校，兴礼乐，置居养院、安济院，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，怎能全部废除呢？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？”
宋徽宗深以为然。这时，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，向宋徽宗进言。其说法与郑居中类似。
客观地讲，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，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。
一、政治上，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，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，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。
二、经济上，重视农桑，鼓励开荒，尤其是调节了茶、盐、钱法等经济政策，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。
三、军事上，出兵十万征西，收复青唐失地，巩固边防，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，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。
四、教育上，大力发展学校教育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，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，史称“崇宁兴学”。
五、民生上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。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，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，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。这不是慈善事业，这是惠及全民的社会民生工程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。
有人说，崇宁变法，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，乃实肆为份更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”。有人说，“祖宗之法惠民，安石之法惠国，蔡京之法惠奸。”还有人说，蔡京是通过变法“聚敛钱财”，将原有的变法精神完全改变。
时代不同了，变法当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而进行，哪能完全照搬以前的变法措施呢？
其实，从本质上看，蔡京的崇宁变法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，既一脉相承，又有所调整与深化，这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。从实际效果上来看，崇宁变法取得的成效，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。
朱熹在他的《朱子语类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1094年（绍圣元年），章惇被宋哲宗调入京城担任宰相，在他进京上任途中，蔡京前去拜访他，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，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。章惇看后还给蔡京，说：“这些事，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。”
这个故事说明，蔡京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。
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，时间仅仅十个月。1107年（大观元年）正月，蔡京复拜左仆射，第二次出任宰相。这年年底拜太尉，第二年正月拜太师。
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政治地位更加稳固。他已经意识到，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方面有些扩大化，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甄别与平反。他接受以前的教训，实行宽柔之策，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。他召集百官议政，朝廷中政治斗争的严峻气氛有所缓和，“天下大治，四方向夷。”
可是，这一时期，蔡京与宦官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。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。崇宁初年，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，蔡京推荐他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，与王厚一同开边。童贯从此逐步发达起来。
在对待童贯问题上，蔡京与兄弟蔡卞曾产生严重分歧。早在崇宁四年，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事统帅，他很严肃地向对宋徽宗进言：“内臣为帅，非盛世事。童贯闻臣此言，必不喜，然朝廷事体可惜。”
蔡卞随后遭到蔡京以及执政吴居厚、张康国、邓洵武等人，集体批评。蔡卞感到很孤立，遂请求离开朝廷，外放知河南府。
那个时候，童贯羽翼未丰，翅膀还没硬。后来，童贯身价倍增，掌控着西北军政大权，侍功骄横，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任用，完全撇开朝廷，绕过蔡京，直接奏明宋徽宗。这既伤害了蔡京自尊，也破坏了朝廷制度，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，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。
1109年（大观三年）五月，宋徽宗念及童贯在西北开边，战功显赫，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。开府仪同三司，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。对这个诏命，蔡京坚决反对，拒不执行，
蔡京的强硬对抗，让宋徽宗感到很恼怒。皇权又一次遭到挑战。
童贯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，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、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，上朝弹劾蔡京。他又鼓动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：“太阳中出现了黑子，主在斥退大臣，否则不详。”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，负责解释天文现象。宋徽宗任端王时，他曾预言“王当有天下”。因此，宋徽宗对他的话比较信服。
于是，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。蔡京屡次进宫求见，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。
1109年（大观三年）6月，蔡京上表，请求辞去相位。宋徽宗同意，让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。十一月，进升蔡京为楚国公，令其致仕即退休。仍提举编修《哲宗实录》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。
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即都因为出现了“天变”。古人认为，出现天文异常现象，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，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。要么直接罢免，要么引咎辞职。其实，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。蔡京两次罢相，本质原因其实是相同的，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。
自宋神宗以来，北宋政坛已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。蔡京公然挑战这个局面，宋徽宗岂能容忍？年轻的宋徽宗其实政治头脑很精明，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，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，他要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因此，明朝王夫之说，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。其实，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。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，更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。蔡京所追寻的是这样一个理想局面：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。这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。
可宋徽宗不这样想。他认为，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，相权不能对抗皇权。所以，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，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打击蔡京，实质是打击蔡京所掌控的相权，目的是给满朝文武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。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，也可以让你什么都不是，甚至让你身败名裂倾家荡产。
蔡京终于明白，相权在皇帝眼里只是皇权的附庸，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不是大宋王朝，而是大宋皇帝。
弹劾蔡京的行动还没停止，奏章还不断送到宋徽宗御案上。
有个叫陈朝老的太学生赴阙上书，对几任宰相作如下评论：
“陛下即位以来，凡五命相，有若韩忠彦之庸懦，曾布之赃污，赵挺之蠢愚，蔡京之跋扈。今复相执中何为者耶？是犹以蚊负山也，亦无损于山，若以斯人治天下，臣恐天下坠甑矣。”
陈朝老在奏书中捕风捉影，给蔡京罗列了十四条罪状。
陈朝老是一个很奇怪的太学生。他生于1077年，自元符年间（1098---1100）入太学，一直读到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他在太学竟读了二十六七年书。从二十出头，读到接近五十岁。
1110年（大观四年）五月，彗星又一次光临天空。江、淮、荆、浙等地区数月没下雨，干旱异常。朝中台谏大臣又纷纷将矛头指向蔡京，说“蔡京盘旋京师，余威震于群臣”，请求皇上将蔡京逐出京城。于是，蔡京被降为太子少保，仍致仕，出居杭州。同时，宋徽宗下诏，不许大臣再继续弹劾蔡京。
对于弹劾，蔡京已经很不在意，他说过：“事苟当于理，多言不足畏也！”
蔡京这年六十四岁。如果蔡京从此退出政坛，在杭州颐养天年，那么，他或许就不会被《水浒传》塑造成一个奸臣形象，或许也不会被太学生陈东列为“六贼”之首，成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。
可是，蔡京答应过宋徽宗尽死以报，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。如果宋徽宗需要他，他仍会欣然复出。
蔡京的第二次罢相与童贯有很大关系。蔡京的第三次复出也与童贯有很大的关系。
童贯在西北率军收复青唐地区以后，野心勃勃，对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也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向宋徽宗秘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。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怦然心动。1111年（政和元年）秋，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，让他借机考察辽国军政情况。蔡京在杭州听说此事后，急忙给宋徽宗写信劝阻：
“既然童贯威名在外，就不应该让他抛头露面，要将他隐藏起来，让外界对其感到神秘莫测才好，怎能派他出国暴露自己呢？”
宋徽宗给蔡京回信作了解释。
童贯回国后，给宋徽宗呈上了一篇《密室录》。北宋朝廷有规定，官员出国回来后必须上交一份报告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。童贯在这份报告中说，辽国皇帝天祚帝置酒于密室，单独宴请自己，有二夫人同席会饮。期间，天祚帝盛赞蔡京德望，说：“南朝不用蔡京，不能致太平。”
宋徽宗看后，立即把与童贯一同出使辽国的郑允中召来，问他有无此事。郑允中回答说：“臣不曾参与宴会，不知真情。”
宋徽宗默然良久。
1112年（政和二年）二月，宋徽宗下诏书说，蔡京两居相位，辅政数年，首先倡导绍述，勤劳百为，现在降官在外也已经有三年了，况且元丰之时的勋臣已经所剩无几，所以理应优待，可特受为太师，仍封爵楚国公，赐第京师。
蔡京奉旨回京，很风光地住进了这座太师府豪宅。
三月初，宋徽宗在内苑太清楼大摆宴席，宴请蔡京。一个月后，蔡京落（解除）致仕，三日到都堂议事一次，又重新开始主政。
蔡京这次赋闲接近三年。这三年间，宰相是何执中和张商英。何执中是蔡京的老部下，他当然要继续推行蔡京政策。但张商英与蔡京政见不合。张商英对蔡京政策做了一些调整，名望日渐增高。何执中与郑居中便合谋，“日夜酿织其短”，打算将张商英挤出朝廷。
无论是张商英，还是郑居中与何执中，在童贯眼里都不堪大用，他们都比蔡京差得很远。蔡京胆子大，处事果断，只要看准了的事情他就毅然敢为，毫不退缩。
童贯的打算是，如果要在北方对辽国开战，没有强有力的朝廷做后盾是万万不行的。所以，童贯要暗中助蔡京复出。
蔡京很快便获悉密室录之事。蔡京以为，这事不管是真是假，都反映出童贯有和好之意。于是，蔡京亲自登门拜访，二人握手言欢。但内心深处，当然还是各有各的打算。
这天，蔡京看完李良嗣密信后，立即派人将密信送往童贯府，请童贯审阅，并邀他前来鸣銮堂，共商处理办法。
蔡京知道，童贯现在很得意。三个月之前，童贯在西北前线组织了一场对夏自卫反击战，宋军大获全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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