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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起居郎鄧洵武又給宋徽宗獻上一幅《愛莫助之圖》。這是一張圖表，上麵記載了自宋神宗以來新舊兩黨在朝廷的任職情況。圖表共分七個類別，即宰相、執政、侍從、台諫、郎官、館閣、學校等。分為左右兩欄，左欄是新黨人，右欄是舊黨人。隻見右欄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名字，而左欄名字則寥寥無幾。
鄧洵武的目的，是想以此提醒宋徽宗，幾十年來，朝政大權一直被舊黨所控製。要想繼承父兄之誌，完成未竟之變法大業，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黨人才。在圖表的左上角，有一個人的名子，被鄧洵武用紙貼蓋住了。
這張圖表，是經過曾布之手呈給宋徽宗的。曾布對宋徽宗說：“蓋住的這個人名，如果我猜測沒錯的話，應該是蔡京”。
宋徽宗揭去紙貼一看，果然如此。
對於調蔡京回朝廷一事，宋徽宗征求曾布的看法。
曾布過去暗中排擠過蔡京，從內心講，他當然不想讓蔡京回朝廷。但他心裏也清楚，蔡京調回朝廷已經勢不可擋，所以隻好表示支持。因為當時許多人看好蔡京的政治才幹，認為蔡京出任宰相最適合。任何時候，輿論的力量都會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。
太學博士範致虛與宮中道士徐知常關係很好，二人私下議論朝政時，範致虛就多次表示，蔡京是個能人，可以出任宰相，打開政治局麵。那時，元符皇後即宋哲宗皇後劉氏，即宋徽宗的嫂子，身體有病，宋徽宗很敬重她，經常讓道士徐知常入宮，給她用符水治病，據說效果很好。徐知常因此經常有機會麵見宋徽宗，他就把範致虛的話傳給了宋徽宗。
也有人說，範致虛與徐知常所作所為，是受蔡京和童貫所指使。但缺乏證據支持，很可能是意測。
蔡京不僅得到許多大臣的支持，在皇宮內庭，他的口碑也很不錯，“宮妾、宦官合詞譽之。”
朝中與宮內，讚揚支持蔡京的聲音越來越高，宋徽宗終於下決心起用蔡京。但不能讓其立刻回京任職，需要過渡。
1101年12月，蔡京接到調令，離開杭州，擔任龍圖閣直學士、知定州（今河北定州）。兩個月後，蔡京又被任命為端明殿學士、知北京大名府（今河北大名）。他還及未赴任，一個月後又接到命令，回朝擔任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。
曾布派其兒子出城門十裏路迎接，而韓忠彥則派其兄弟出城門二十裏路遠迎。
1102年（崇寧元年）五月，蔡京升任尚書右丞、尚書左丞，進入執政行列。半年之內，蔡京職務連續升遷，很是引人注目。猶如一顆明星突然升起於夜空，熠熠閃光。
不久，韓忠彥罷相，出知北京大名府。曾布也罷相，出知潤州(今江蘇鎮江)。這年七月，蔡京升任通議大夫、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即右相，左相空缺。
在這場政治權力的角逐中，蔡京完全勝出。自尚書左丞，一躍為右相，這是破格提拔。蔡京短時間內的驟然升遷，引起朝廷內外震動。史書記載說，“中外大駭”。駭者，震驚之意也。
1102年（崇寧元年）七月的一天，宋徽宗在延和殿單獨召見蔡京。宋徽宗說：
“昔日神宗創法立製，未盡施行，先帝繼位，兩遭簾帷變更，國是未定。朕欲繼承父兄之誌，可是曆觀在朝諸臣，無人能幫朕實現這一目標。今日朕拜卿為相，不知卿將如何作為？”
蔡京對宋徽宗的知遇之恩，萬分感激，他急忙頓首謝恩，說：“臣願盡死！”
宋徽宗於是下詔書，在都省設置講議司，選天下之英才，設官分職，參議其事，興利除弊，並任命蔡京提舉。
講議司的設置，表明宋徽宗有繼承父誌變法改革的決心。同時，也給了蔡京一個實現其政治抱負的機會與舞台。
隨後，蔡京大刀闊斧地推行各項改革，使北宋王朝煥發出勃勃生機。這一年，蔡京五十六歲，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。從1102年七月（崇寧元年）蔡京任相，到1120年六月（宣和二年）蔡京致仕，這十八年是蔡京主政的時代。雖然這期間蔡京經曆了幾上幾下，但朝廷基本上還是在實行蔡京製定的一係列政策。這一時期，社會穩定，經濟繁榮，應該說這是宋徽宗朝代最為輝煌的時期。
講議司是一個推行變法改革的權威機構，類似於當年王安石變法時設置的三司條例司。這是一個擁有幾百名官員的龐大團隊，在蔡京統一指揮下，高速運轉起來。
簡單來說，蔡京變法主要圍繞著三個方麵進行：一是經濟體製，即茶、鹽、酒、貨幣等領域；二是教育體製，即學校、科舉等；三是社會民生保障體製，即養老、醫療等。
蔡京躊躇滿誌，信心滿懷，他對各項變法事業成竹在胸。但他也清醒地知道，變法麵臨的阻力很大，他要吸取當年王荊公變法的經驗教訓。他認為，要想變法成功，必須從政治入手，必須首先徹底清除反對變法的元祐黨人勢力。
元祐是宋哲宗親政之前的一個年號（1086----1094）。所謂元祐黨，又稱舊黨，是反對變法的政治派別。具體來說，就是指元祐年間高太皇太後垂簾聽政時任用的一批大臣。他們以司馬光為首，全麵廢除王安石變法。與元祐黨相對立的，是宋神宗元豐年間（1078---1085）支持變法的一派，時人稱他們為元豐黨，也稱新黨。宋哲宗親政後，用元豐黨人章惇為宰相，全麵恢複變法新政，嚴酷打擊元祐黨人，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等人皆屬元祐黨，皆遭流放。
宋徽宗繼位之初，向太後垂簾聽政，曾啟用過元祐黨人。1101年向太後去世，元豐與元祐兩黨即新舊兩黨，鬥爭很激烈，朝廷麵臨著走什麼道路的嚴峻的現實政治問題。宋徽宗本想調和兩派，走中間道路，但後來發現此路不通。
1102年，宋徽宗將年號定為“崇寧”，意思是推崇熙寧。其釋放出的政治信號，其實就是推崇變法改革。熙寧，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個年號（1068---1077），這十年正是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時期，所以也稱熙寧變法。同時，熙寧這十年，也是宋神宗向西開邊的十年，宋神宗將宋朝邊境向西推進了一千多裏。
宋徽宗使用這樣一個年號，很明顯，是在以此表明心誌、表明立場，即決心走父皇開創的變法開邊之路。
其實，曾布在擔任右相期間，就已經開始動手清算元祐舊黨了。與曾布相比，蔡京對元祐黨人和政治對手打擊的力度更大，態度更堅決，手段更狠毒。他甚至連那些曾彈劾過自己的台諫官員也不放過，有十幾人遭到除名勒停等嚴厲懲處。掃除政敵，就是為順利改革掃清道路。
從1102年（崇寧元年）夏天，到1104年（崇寧三年）夏天，蔡京組織專門班子，花了兩年多時間，對元祐黨人進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徹底大清洗，總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認定為元祐黨人。
宋徽宗下達詔令：凡是屬於元祐黨籍之官員，活著的，一律降職流放；死去的，一律削去官銜。而且不許元祐黨人子孫留在京師，不許參加科舉。
在蔡京請求下，宋徽宗批準，將這三百零九名元佑黨人的姓名禦書刊石，置於文德殿端禮門外東壁之上，播告天下，“永為萬世臣子之戒”。碑上所列之人，“永不錄用”。這就是所謂的“元佑黨人碑”。
蔡京還遵照宋徽宗旨意，手書元祐黨人姓名，發至全國各州縣，要求各地仿照京師，“立碑揚惡”。
蔡京對元祐黨人及其政敵的無情打擊，可能包含有泄私憤的成分，但主要的本質的目的，還是為了變法改革，為了國家利益。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，也因此遭到很多罵名。
其實，蔡京最大的擅長是理財。他思路開闊，並且很有創新。在拜相之初，有六七個巨商上門討債。他們拿出朝廷開列的借條，說：“哲宗朝時，朝廷出兵攻打西夏，曾向我們借錢三百多萬緡，至今未還。”
蔡京如實向宋徽宗做了彙報。
宋徽宗感到很丟麵子，但又麵有難色，說：“辱國！且奈何？”
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說：“臣請嚐之。”
隨後，蔡京下令盤點皇城諸司庫藏，將那些多餘而無用的東西，打包作價抵債。不出半年，欠款全部還清。
蔡京在經濟體製方麵的變法，尤其是茶法鹽法的變革，很快就見到了成效，源源不斷的稅收財富彙集到京師。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報告說：“今內外泉貨所積為五千萬，和足以廣樂，富足以備禮。”
宋徽宗聞聽大喜。
蔡京於是向宋徽宗提出了“豐亨豫大”的治國理念。豐，就是豐裕，治國首先要抓經濟，要以經濟豐裕為中心，讓國家財政充盈，這是治理國家的經濟基礎。亨，就是亨通，就是要確保政令暢通，如此變法才能見到成效，這是政治基礎。豫，就是安樂，就是要讓百姓獲得實惠，要創造安詳和樂的社會環境和氛圍，這是社會基礎。大，就是弘大，就是要在對外活動中樹立大國風範，體現大國氣派大國風範，這是國家形象基礎。蔡京的治國理念就是建立在“豐亨豫大”這四個基礎之上，層次分明，思路清晰，內涵豐富。這套理念，讓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。
蔡京“豐亨豫大”的治國理念，不是其主觀想象的產物，是源於他對《易經》豐富哲理的認知，也反映出他對理想政治的思索與憧憬。可是，這些治國理念，數百年來，卻一再遭到誤解和批判，被列為蔡京的罪狀之一。
有人說，蔡京這是以此粉飾太平。有人說，他這是在“倡窮奢極侈之風”。甚至還有人說，他這是視官爵財物如糞土，在極力鼓動宋徽宗大肆揮霍。這些說法，仔細一想，讓人感到既荒唐，又可笑。
蔡京的政治作風是雷厲風行，有時候氣勢咄咄逼人，這讓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。宋徽宗開始懷疑蔡京有專權之傾向。對蔡京的強勢政治，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滿，但苦於找不到攻擊的機會。
機會終於來了。1106年（崇寧五年）正月，西部天空出現了一顆彗星，尾巴很長，橫亙於天際，每當夜裏，照得皇城宮殿窗戶一片明亮。宋徽宗有些驚慌不安。一些大臣借機上書，說朝廷政策有闕失。中書侍郎劉逵勸宋徽宗毀掉元祐黨籍碑，停止蔡京推行的變法舉措，這樣天象就會正常，人間就會太平。
宋徽宗采納了劉逵的建議，一天半夜時分，派出一群宦官來到文德殿，將東壁上的石刻全部毀掉。
第二天早晨上朝時，蔡京發現石刻被毀，很震驚，遂厲聲說道：“石可毀，名不可滅！”
蔡京的激烈對抗態度，讓宋徽宗實在是無法容忍。這年二月，蔡京罷相，任中太乙宮使閑職，留居京城。
隨後，趙挺之被任命為右仆射，劉逵繼續為中書侍郎。他們二人緊密配合，將蔡京推行的各項變法改革全部廢止。朝廷內外，又引起一場不小的震動。
不久，社會上廣泛流傳“三不可”之說，即“法度不可變，劉逵不可用，蔡京不可罷。”宋徽宗對趙挺之和劉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滿意，對罷免蔡京有些後悔。
宋徽宗的心事，被鄭貴妃發現（即後來的鄭皇後）。鄭貴妃將這一信息透露給了父親鄭紳。鄭紳又透露給了翰林學士鄭居中。鄭居中自稱是鄭貴妃的從兄弟，經常來鄭紳家拜訪。鄭居中感覺這是一個表現自己政見的好機會，他隨即進宮，對宋徽宗說：
“陛下建學校，興禮樂，置居養院、安濟院，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，怎能全部廢除呢？怎能說這是逆天之舉呢？”
宋徽宗深以為然。這時，禮部侍郎劉正夫也進宮，向宋徽宗進言。其說法與鄭居中類似。
客觀地講，蔡京主導的崇寧變法，的確讓北宋社會麵貌煥然一新。
一、政治上，舊黨勢力已得到清除，結束了蔓延幾十年的黨爭之禍，為社會經濟發展打下了政治基礎。
二、經濟上，重視農桑，鼓勵開荒，尤其是調節了茶、鹽、錢法等經濟政策，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。
三、軍事上，出兵十萬征西，收複青唐失地，鞏固邊防，提升了皇帝與朝廷的威望，提高了宋朝的國際地位。
四、教育上，大力發展學校教育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學校教育，以學校教育取代舊的科舉製度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創舉，史稱“崇寧興學”。
五、民生上，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建立了居養院、安濟坊、漏澤園等民生保障機構。居養院用於救助鰥寡孤獨者，安濟坊用於救濟有病而無錢治療者，漏澤園則是政府劃出地皮安葬那些無力舉喪的窮人。這不是慈善事業，這是惠及全民的社會民生工程，這在中國曆史上很有獨創性。
有人說，崇寧變法，“名為遵用熙豐之典，乃實肆為份更，未有一事合熙豐者”。有人說，“祖宗之法惠民，安石之法惠國，蔡京之法惠奸。”還有人說，蔡京是通過變法“聚斂錢財”，將原有的變法精神完全改變。
時代不同了，變法當然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實際情況而進行，哪能完全照搬以前的變法措施呢？
其實，從本質上看，蔡京的崇寧變法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，既一脈相承，又有所調整與深化，這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係。從實際效果上來看，崇寧變法取得的成效，要比熙寧變法大很多。
朱熹在他的《朱子語類》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：
1094年（紹聖元年），章惇被宋哲宗調入京城擔任宰相，在他進京上任途中，蔡京前去拜訪他，拿出一份建議書給他，建議實施學校教育和設置安濟院。章惇看後還給蔡京，說：“這些事，留給你自己以後做吧。”
這個故事說明，蔡京早就開始關注民生之政了。
蔡京第一次罷相下台，時間僅僅十個月。1107年（大觀元年）正月，蔡京複拜左仆射，第二次出任宰相。這年年底拜太尉，第二年正月拜太師。
蔡京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，政治地位更加穩固。他已經意識到，崇寧年間在打擊元祐黨以及政敵方麵有些擴大化，於是陸續進行了一些甄別與平反。他接受以前的教訓，實行寬柔之策，奏請宋徽宗大赦天下。他召集百官議政，朝廷中政治鬥爭的嚴峻氣氛有所緩和，“天下大治，四方向夷。”
可是，這一時期，蔡京與宦官童貫的矛盾卻在暗中逐漸加深。蔡京與童貫本來關係很密切。崇寧初年，童貫從杭州回京擔任內客省使，蔡京推薦他去西北前線擔任監軍，與王厚一同開邊。童貫從此逐步發達起來。
在對待童貫問題上，蔡京與兄弟蔡卞曾產生嚴重分歧。早在崇寧四年，蔡卞就反對任命童貫為軍事統帥，他很嚴肅地向對宋徽宗進言：“內臣為帥，非盛世事。童貫聞臣此言，必不喜，然朝廷事體可惜。”
蔡卞隨後遭到蔡京以及執政吳居厚、張康國、鄧洵武等人，集體批評。蔡卞感到很孤立，遂請求離開朝廷，外放知河南府。
那個時候，童貫羽翼未豐，翅膀還沒硬。後來，童貫身價倍增，掌控著西北軍政大權，侍功驕橫，對西北軍政將領官吏的選拔任用，完全撇開朝廷，繞過蔡京，直接奏明宋徽宗。這既傷害了蔡京自尊，也破壞了朝廷製度，引起蔡京極大的不滿，兩人關係開始出現裂痕。
1109年（大觀三年）五月，宋徽宗念及童貫在西北開邊，戰功顯赫，下詔授予童貫開府儀同三司。開府儀同三司，是一個顯示皇恩和崇高社會地位的榮譽官銜。對這個詔命，蔡京堅決反對，拒不執行，
蔡京的強硬對抗，讓宋徽宗感到很惱怒。皇權又一次遭到挑戰。
童貫聽說此事後非常生氣，他暗中秘密聯絡禦史中丞石公弼、侍禦史張克公等大臣，上朝彈劾蔡京。他又鼓動郭天信進宮對宋徽宗說：“太陽中出現了黑子，主在斥退大臣，否則不詳。”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職，負責解釋天文現象。宋徽宗任端王時，他曾預言“王當有天下”。因此，宋徽宗對他的話比較信服。
於是，宋徽宗又產生了罷相之意。蔡京屢次進宮求見，均被宋徽宗拒之門外。
1109年（大觀三年）6月，蔡京上表，請求辭去相位。宋徽宗同意，讓蔡京再次擔任閑職中太乙宮使。十一月，進升蔡京為楚國公，令其致仕即退休。仍提舉編修《哲宗實錄》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這是蔡京的第二次罷相。
蔡京這兩次罷相雖然背景不同，但有一個共同點，即都因為出現了“天變”。古人認為，出現天文異常現象，就意味著朝政有缺失，作為總領朝政的宰相理應承擔責任。要麼直接罷免，要麼引咎辭職。其實，這隻是朝廷政治鬥爭的一個借口而已。蔡京兩次罷相，本質原因其實是相同的，都是蔡京以相權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權。
自宋神宗以來，北宋政壇已形成了一切權利都屬於皇帝的局麵。蔡京公然挑戰這個局麵，宋徽宗豈能容忍？年輕的宋徽宗其實政治頭腦很精明，很善於運用政治手腕，他要牢牢掌控最終決策權，他要將大臣玩弄於股掌之中。因此，明朝王夫之說，蔡京根本不是什麼權臣，他隻不過是一個弄臣而已。其實，蔡京既不是權臣也不是弄臣。他既沒有挾持皇權獨攬朝綱之念，更沒有專心追求皇帝寵幸和狎玩之意。蔡京所追尋的是這樣一個理想局麵：相權與皇權共治天下。這是封建時代儒家知識分子的一貫夢想與追求。
可宋徽宗不這樣想。他認為，相權是為皇權服務的，相權不能對抗皇權。所以，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幹為自己服務，又要適時打擊一下蔡京的氣焰，給他一點顏色瞧瞧。打擊蔡京，實質是打擊蔡京所掌控的相權，目的是給滿朝文武顯示皇權至高無上的權威。皇帝可以給你高官厚祿，也可以讓你什麼都不是，甚至讓你身敗名裂傾家蕩產。
蔡京終於明白，相權在皇帝眼裏隻是皇權的附庸，自己所要服務的對象不是大宋王朝，而是大宋皇帝。
彈劾蔡京的行動還沒停止，奏章還不斷送到宋徽宗禦案上。
有個叫陳朝老的太學生赴闕上書，對幾任宰相作如下評論：
“陛下即位以來，凡五命相，有若韓忠彥之庸懦，曾布之贓汙，趙挺之蠢愚，蔡京之跋扈。今複相執中何為者耶？是猶以蚊負山也，亦無損於山，若以斯人治天下，臣恐天下墜甑矣。”
陳朝老在奏書中捕風捉影，給蔡京羅列了十四條罪狀。
陳朝老是一個很奇怪的太學生。他生於1077年，自元符年間（1098---1100）入太學，一直讀到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他在太學竟讀了二十六七年書。從二十出頭，讀到接近五十歲。
1110年（大觀四年）五月，彗星又一次光臨天空。江、淮、荊、浙等地區數月沒下雨，幹旱異常。朝中台諫大臣又紛紛將矛頭指向蔡京，說“蔡京盤旋京師，餘威震於群臣”，請求皇上將蔡京逐出京城。於是，蔡京被降為太子少保，仍致仕，出居杭州。同時，宋徽宗下詔，不許大臣再繼續彈劾蔡京。
對於彈劾，蔡京已經很不在意，他說過：“事苟當於理，多言不足畏也！”
蔡京這年六十四歲。如果蔡京從此退出政壇，在杭州頤養天年，那麼，他或許就不會被《水滸傳》塑造成一個奸臣形象，或許也不會被太學生陳東列為“六賊”之首，成為北宋滅亡的替罪羊。
可是，蔡京答應過宋徽宗盡死以報，他要兌現自己的諾言。如果宋徽宗需要他，他仍會欣然複出。
蔡京的第二次罷相與童貫有很大關係。蔡京的第三次複出也與童貫有很大的關係。
童貫在西北率軍收複青唐地區以後，野心勃勃，對收複北方燕雲十六州也產生了濃厚興趣。他向宋徽宗秘密彙報了自己的想法。宋徽宗對收複燕雲十六州也怦然心動。1111年（政和元年）秋，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國，讓他借機考察遼國軍政情況。蔡京在杭州聽說此事後，急忙給宋徽宗寫信勸阻：
“既然童貫威名在外，就不應該讓他拋頭露麵，要將他隱藏起來，讓外界對其感到神秘莫測才好，怎能派他出國暴露自己呢？”
宋徽宗給蔡京回信作了解釋。
童貫回國後，給宋徽宗呈上了一篇《密室錄》。北宋朝廷有規定，官員出國回來後必須上交一份報告，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如實記錄下來。童貫在這份報告中說，遼國皇帝天祚帝置酒於密室，單獨宴請自己，有二夫人同席會飲。期間，天祚帝盛讚蔡京德望，說：“南朝不用蔡京，不能致太平。”
宋徽宗看後，立即把與童貫一同出使遼國的鄭允中召來，問他有無此事。鄭允中回答說：“臣不曾參與宴會，不知真情。”
宋徽宗默然良久。
1112年（政和二年）二月，宋徽宗下詔書說，蔡京兩居相位，輔政數年，首先倡導紹述，勤勞百為，現在降官在外也已經有三年了，況且元豐之時的勳臣已經所剩無幾，所以理應優待，可特受為太師，仍封爵楚國公，賜第京師。
蔡京奉旨回京，很風光地住進了這座太師府豪宅。
三月初，宋徽宗在內苑太清樓大擺宴席，宴請蔡京。一個月後，蔡京落（解除）致仕，三日到都堂議事一次，又重新開始主政。
蔡京這次賦閑接近三年。這三年間，宰相是何執中和張商英。何執中是蔡京的老部下，他當然要繼續推行蔡京政策。但張商英與蔡京政見不合。張商英對蔡京政策做了一些調整，名望日漸增高。何執中與鄭居中便合謀，“日夜釀織其短”，打算將張商英擠出朝廷。
無論是張商英，還是鄭居中與何執中，在童貫眼裏都不堪大用，他們都比蔡京差得很遠。蔡京膽子大，處事果斷，隻要看準了的事情他就毅然敢為，毫不退縮。
童貫的打算是，如果要在北方對遼國開戰，沒有強有力的朝廷做後盾是萬萬不行的。所以，童貫要暗中助蔡京複出。
蔡京很快便獲悉密室錄之事。蔡京以為，這事不管是真是假，都反映出童貫有和好之意。於是，蔡京親自登門拜訪，二人握手言歡。但內心深處，當然還是各有各的打算。
這天，蔡京看完李良嗣密信後，立即派人將密信送往童貫府，請童貫審閱，並邀他前來鳴鑾堂，共商處理辦法。
蔡京知道，童貫現在很得意。三個月之前，童貫在西北前線組織了一場對夏自衛反擊戰，宋軍大獲全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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